而涪陵之所以可怕，还源于这儿的人们很少看见外国人。每当我下馆子吃饭，或去商店里买点什么，人们很快聚集起来，经常有多达三十来人，一直排到大街上。大多数的关注只是出于好奇，并无它意，但这使得我笨拙的汉语更变本加厉了————我会尝试跟老板说话，人们就会大笑，相互议论，在紧张中，我的普通话说得更糟了。但我走在街上时，人们经常转过来看我，对我大喊。经常他们会叫道外国人或老外，两者的意思都一样。这些词汇通常并无恶意，然而恶意与否渐渐不重要了，每天他们只是对我喊叫这两个词。他们喜欢的另一个词儿是“哈喽”，一个毫无意义的嘲弄版“哈—喽喽喽喽喽！”这个词儿跟外国人联系十分紧密，有时人们用其取代了“外国人”一词——他们会说，“看，来了两个哈喽！”在涪陵，他们还经常会喊出一些不那么善意的词汇——洋鬼子，大鼻子——而我是到了后来才知道这些词的意思。 压力随着我每次进城而不断累积：对语言的混淆和尴尬，喊叫和瞪视，嘲弄的招呼声。对亚当来说情形要更糟，因为他个头高大，又是金发；而我至少有黑发的优势，块头也只比当地人大一点。有一阵我们采取策略一块儿进城，以为两个人会更好应付压力。这是个错误选择，因为多一个外国人只会增加关注度，一个月后我们就只单独出行了。最后，随着秋季学期缓缓过去，我们尽可能避免进城。当我不得不去时，我都戴上耳机。这是我应付的唯一手段；我听那些最吵闹最烦人的RAP音乐———Dr. Dre, Snoop Doggy Dogg, the Beastie Boys——这些只是刚好将街上的叫嚷上盖过。进城之旅变得超现实味儿了，耳里听着斯诺普的猥亵词句，在人群中闪避，但这让我清醒。 是以索迪的问题依然存在，没有解决：我怎么打发我的闲暇时间呢？在我上完课后，我会坐在桌前，望一望乌江对面的城市，写道：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我边写边一遍遍发音练习，非常小心，仔细的 “Xuexuexuexuexuexuexuexuexuexue。” 我会把一个字儿写上一百遍，同时想该怎么运用：学习，学生，学校。我会把它写在一张卡片上，放上书架，越积越多———通常是每天五到十张。我会听教学磁带，重温我们在和平队培训时的课本。我的指尖轻弹过那些卡片。到十月初，当傅主任终于找到了两个中国家教，我已经学了一百五十个字。插旗山上的标语还是难以辨认，然而校园中心的那些有些变化了： 教书 EDUCATES 人，ADMINISTRATION EDUCATES 人，SERVICE EDUCATES 人，环境EDUCATES 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