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汝谷:深受几代皇帝赏识的户部侍郎

家乡区县: 安徽省大观区

在“康雍乾盛世”被几代皇帝赏识和公开表扬,杨汝谷这个人可不简单。他差不多被皇帝树立为大臣的楷模,好官的典型。在清朝“名臣”中,其形象挺光辉的。

清朝皇帝习惯于用朱砂红笔批阅奏折,鲜艳而醒目。雍正数次评价臣僚时拿杨汝谷做参照,朱批道:“像杨汝谷,老成实在人。”又:“人聪明,像杨汝谷。”到了乾隆执政时,杨汝谷仍“以笃谨被上眷”。

在人们的固有思维中,似乎老实人多半不聪明,反之聪明人多半不老实,因为无论是纵览历史还是环视现实,发现老实人常常吃亏,甚至有“老实是无用之别名”的说法。那么,杨汝谷又是凭什么让几个特别聪明的皇帝认为他既老实又聪明呢?

杨汝谷((1665~1740),字令贻,号石湖,怀宁县人,他的故居在今安庆茶厂内。杨汝谷于康熙三十九年(1700年)中进士,授浙江浦江知县。后来因政绩突出擢升为礼部主事,迁郎中,又授监察御史。

监察御史掌管监察百官、巡视郡县、纠正刑狱、肃整朝仪等事务,权力很大,责任也不小。如果操权弄事,是很容易发财的;如果做好好先生,谁也不得罪,也是很好混下去的。杨汝谷却是个挺正直的人,特别看重为官者的责任和法律的威严,他“在朝为官,始终一辙,公私分明,持身廉正”,“遇事必言,未所阴僻”。

杨汝谷用一首诗表达了自己的信念和思想:“法立奸胥畏,心清案牍稀。此方经巨浸,轸恤念民依。”他在碑文《天坛进贡东岳散司白纸簿籍老会》中写道:“夫神能福人,亦能祸人,赏善罚恶,天道不爽,正直之神,皆应如是。”“《经》曰:‘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;积不善之家,必有余殃。’《文》曰:‘天道福善祸淫。’祸因福果,圣人弗讳,然则纸簿之说,善恶具载,纤毫必报。信其事者,真如目击。明可以舞文法,而不可以欺鬼神。”

康熙五十七年(1718年),河南南阳总兵官高成手下一个士兵,不满于地方官员查办赌博,领着几个人跑到知府署内闹事,将知府沈潮绑架到兵营教场,进行围辱,限制其人身兹有达三天之久。对此,御史杨汝谷随即上奏弹劾军中相关官员。康熙命刑部尚书张廷枢、内阁学士高其卓前往察审。七月二十七日,康熙就“南阳镇标兵丁闹事”做了谕示:传闻此等人皆诡冒营兵,伙同二三百人诈扰百姓,不独河南一省,别省亦有。康熙下令各省严查,并召集大臣开会,出台了禁约,即时实施。从此之后,营兵如果生事扰民,挟制地方官员,按首犯、从犯进行治罪,管官革职,兼辖、统辖官、提督、总兵官分别降级调用处罚。文官知情不报者降级留任。第二年五月,清ZF对南阳闹事士兵做出判决:首犯王爵斩立决,从犯刘长子等绞监候,游击王洪道斩监候,把总罗士英杖责充发,总兵官高成革职。

在“南阳镇标兵丁闹事”事件之前,康熙对杨汝谷也许只是印象不错,而此事件之后,康熙对杨汝谷刮目相看,予以重用。几年后,康熙去世,雍正即位(1723年),杨汝谷升为通政使和左都副御史,参与国家大政、大狱及会推文武大臣等朝廷大事。这年,直隶遭受重大水灾,天津城、濠皆被洪水损坏,杨汝谷上奏道:“直隶去年被水州县,存仓民谷,尽数发赈畿辅积贮,宜预请运东关米十万石至天津,截留南漕米十万石存河间、保定适中地分贮。”杨汝谷的顶头上司和雍正都接受了他的建议。雍正二年,杨汝谷升为兵部右侍郎。雍正五年转为兵部左侍郎。此前全国兵站驿站积弊重重,效率低下,杨汝谷到任后虽非史书所言“积弊一清”,但积弊至少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变。

高宗(乾隆)即位后,杨汝谷调任户部侍郎。户部工作主要是掌管全国土地、赋税、户籍、军需、俸禄、粮饷、财政收支情况。杨汝谷关注民生,老老实实地为老百姓做事,急百姓之所急,他上疏道:“河南荥泽地滨黄河,康熙三十六年河势南侵,县地多倾陷。民困虚粮,流亡远徙。”乾隆命令河南巡抚进行考察,结果跟杨汝谷反映的情况一样,于是皇上同意免征荥泽县滨河地亩钱粮590余顷和湖北太和山(即武当山)香税,百姓称颂不已。

从杨汝谷的一首杂诗中,可以看出他的聪明睿智:

“神龙蛰深渊,杳冥人莫测。玄豹隐南山,泽肤甘不食。造化本无端,归藏始生息。气盛物所尤,名高德之贼。卓哉先民言,士必先器识!”

龙的精神,龙文化的内涵,尽在此诗中,凸显了他的人格心理和文化底蕴以及处世思想。

惺惺相惜,杨汝谷特别推崇为官的清廉,他有诗《闻钱彭源卒于苍溪诗以哭之》云:“烛暗窗昏夜黯然,惊闻巴蜀讣音传。一官薄俸蚕丛外,万里全家鸟道边。但有清名堪寿世,更无灵药可延年。伤心堂北孀亲老,哭向秋风暮雨天。”

乾隆三年(1738年),杨汝谷以年老为由多次申请退休,最后得到了批准。他在离开京城前,乾隆皇帝召见了他,赐了一副亲笔书写的楹联和一顶红绒结顶的帽子。杨汝谷回到老家怀宁后,入住于安庆天台里。杨汝谷晚年家境不太好,等他去世后,儿孙们的日子就过得更是艰难,为了吃饭活命,甚至决定将房子卖掉。就在这时,太平军攻陷了安庆城,杨家人逃难去了他乡,房子落入太平军手中,成为办公用房。咸丰十一年(1861年)八月初,湘军“克复安徽省城”,杨家的房子转而成为湘军的粮台(清代行军时沿途所设经理军粮的机构)。到同治三年(1864年),天台里9号终于有了新主人,他就是赵朴初的高祖赵(状元赵文楷第四子)。

杨汝谷于乾隆五年(1740年)在自家老屋去世。家境贫寒、卖字画维持生活的桐城人陈度《怀杨石湖》诗云:“酒杯安得同君把,趁我今朝卖画钱。”折射出两个穷文人相同的生活窘境,而杨汝谷毕竟是从高官位子上退休还乡的,真是不可想象。几年前,我曾与本市一位史志界朋友到杨汝谷墓前凭吊。其墓位于山口乡百子村石门湖畔狮子口大桥左侧的纱帽山上。为夫妇合葬墓(杨汝谷夫人姓刘)。有墓圹、墓碑,正前墓圹石上是浮雕仙鹤图。距墓2米处立方形华表1对,高近2米,左右两侧的碑文由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题,时间为“大清乾隆十一年岁次丙寅孟春月丁丑吉旦”(1747年)。杨汝谷夫妇墓本身不过如此,但看到张廷玉名字,令人感慨万千。张廷玉小杨汝谷七岁。当年政坛上两位同乡一次联手———即由张廷玉题额、左都御史杨汝谷撰文的《天坛进贡东岳散司白纸簿籍老会》碑在京城造成了不小影响。转眼一个故去,一个为先逝者题署碑文。可谓“槐阴一枕还乡梦”(张廷玉诗)、“黯淡寒云饶一邱”(杨汝谷诗)。

不忘初心123(2015-06-16) 评论(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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