桐城散文派

家乡区县: 安徽省桐城市

      桐城派是清代文坛最大散文流派,因其早期的重要作家戴名世、方苞、刘大櫆、姚鼐均系清代安徽桐城人(今桐城文化圈应包括桐城市、枞阳县和安庆市宜秀区等地区),故名。桐城文派理论体系完整,创作特色鲜明,作家众多,作品丰富,播布地域广,绵延时间久,影响深远。

      

      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,亦称“桐城古文派”,世通称“桐城派”。桐城派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、文论的博大精深、著述的丰厚清正而闻名,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。戴名世、方苞、刘大櫆、姚鼐被尊为桐城派“四祖”,师事、私淑或膺服他们的作家,遍及全国19个省(市)计1211人,传世作品2000余种,主盟清代文坛200余年,其影响延及近代。

      桐城派以地域而命名,主要因为其早期重要作家皆为桐城人,但是,在桐城派发展早期,并没有旗帜鲜明的使用桐城派这一名字。在桐城派“四祖”中,前“三祖”戴名世、方苞、刘大櫆,从未以“天下文章在桐城”自居,姚鼐虽然在《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》中引程晋芳、周永年语“昔有方侍郎,今有刘先生,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?”也未明确言“派”,正式打出“桐城派”旗号的,是道光、咸丰年间的曾国藩,他在《欧阳生文集序》中,称道方、刘、姚善为古文辞后,说:“姚先生治其术益精。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:‘天下之文章,其在桐城乎?’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,号桐城派。”自此,以桐城地域命名的“桐城派”应运而生。

      桐城派的文章,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,尤其是程朱理学;语言则力求简明达意,条理清晰,“清真雅正”。他们的许多散文都体现了这一特点。

      桐城派的文章,在思想上多为“阐道翼教”而作;在文风上,是选取素材,运用语言,只求简明达意、条例清晰,不重罗列材料、堆砌辞藻,不用诗词与骈句,力求“清真雅正”,颇有特色。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,尤其是一些记叙文,如方苞的《狱中杂记》、《左忠毅公逸事》,姚鼐的《登泰山记》等,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。

      论点鲜明,逻辑性强,辞句精练;写景传神,抓住特征,细节盎然,寄世感叹;传状之文,刻画生动辞;纪叙扼要,流畅时晰。平易清新,是整体流派特点。散文名篇有:方苞《狱中杂记》、《左忠毅公逸事》、姚鼐《登泰山记》。辞赋大师潘承祥先生评价道:“桐城古文运动,是唐宋古文运动的继续、发展、终结。”

      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。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;地域上也超越桐城,遍及国内。主要人物戴名世、方苞、刘大櫆、姚鼐之外,还有方氏门人雷铉、沈彤、王又朴、沈庭芳、王兆符、陈大受、李学裕,刘大櫆门人钱鲁斯、王灼、吴定、程晋芳等,姚鼐门人管同、梅曾亮、方东树、姚莹等。追随梅曾亮的还有朱琦、龙启瑞、陈学受、吴嘉宾、邓显鹤、孙鼎臣、周寿昌、鲁一同、邵懿辰等。道光咸丰年间,曾国藩鼓吹中兴桐城派,但又以“桐城诸老,气清体洁”,“雄奇瑰玮之境尚少”,欲兼以“汉赋之气运之”(吴汝纶《与姚仲实》),承其源而稍异其流,别称“湘乡派”。

      桐城派的“载道”思想,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;“义法”理论,也能为“制举之文”所利用,故得以长盛不衰。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“辞繁而芜,句佻且稚”(方苞《书柳文后》)的文风,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。姚鼐编选《古文辞类纂》,流传尤广。

      

      

默言(2015-06-16) 评论(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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